上升
理了全身的伤口，缝了好几处针。那帮人下手可真够狠的。阳茶山搬了一张椅子坐在病床边，看了看手机，说道：“时间不早了，你休息吧，有空我就带同事们一起来看你。”
“行，你忙你们的就行。精神病院的事都办好了吧?”
“还差几个。”阳茶山站了起来，“那我就不多留了。你这伤啊，算工伤，好好养着。回头我给上面打一报告，估计转正的事没什么问题了。”
“那谢谢你啊。”我半眯着眼睛，这样的消息完全让我开心不起来。
阳茶山走后我一个人躺在病床上又开始胡思乱想起来，我真怀疑自己是不是病了。病房里的灯光调得很暗，我疼得睡不着，不得不盯着天花板看。我觉得病房就像是一个纸盒子，而我是纸盒子中的糖果。或许会有人突然拿起这个纸盒子使劲地晃动，那个时候我会忽上忽下，不停地碰撞盒子的壁面。我的鲜血会染红这个盒子。古怪的担心让我愈加地清醒，没有了手铐，我拿起床头柜上的一条毛巾将自己的一只手绑在了病床上。
当医院寂静无声的时候，我感到了无助和孤单。我第一次那么希望夏容就在我的身边，她可以陪我说说话，让我感受到温暖。
我拿起手机来想给夏容打个电话，但我不知道要如何跟她说起今天的事，想了想又将手机塞到了枕头底下。住院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好，不、用想太多的东西，有人给你
伍
换药，还有人把做好的饭菜送到眼前。我只是有点讨厌医院里的味道，它让我感觉到自己是个病人。有一次我突然心血来潮问给我换药的一位护士：“你们医院有精神科吗?”
“没有，不过有心理医生，你需要吗?”她笑着说。
“不要。我只是讨厌精神病人而已。”我解释道。
她玩味地看了一眼我绑在病床上的右手。似乎在嘲笑着说我就是个神经病。我不想跟她理论，将头扭到了一边。
晚上护士给我送饭来吃，看到碗中的勺子，我突然想起了常老师说过的话。他说勺子会在嘴巴里变成钩子伤害我的上颚。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话总是阴魂不散，让我感到恐惧。我问护士：
“你们还有其他吃饭的工具吗?”
“你是需要筷子吗?我给你拿去。”
“不是，我是说其他的。”
“没有。”护士小姐疑惑地看着我。
“那算了，给我来双筷子吧。”我突然有一种要伸手去抓饭吃的冲动，但是我努力地克制住了，我不想让她们觉得我的大脑有问题。我用筷子往嘴巴里送饭吃，我感觉每一次都像是在自杀。两根筷子就像是一把匕首，一次次地插入到喉咙中。吃饭的途中我有几次都想将饭菜吐出来，这种感觉太让人难受了。
阳茶山并没有来看我，他们的工作太忙了。我就像是被整个世界遗弃了一般。有时候我会阴暗地想，我的这次被打是他们计划好的。张杨的家属在局里闹得不可开交，他们没办法，所以告诉了我的住址。他们想让张杨的家属发泄一下自己的愤怒。这样一来他们好处理接下来的事情，也不会要担太多的责任。当然，他们还是害怕出人命的，所以他们就派了人在门口等着。等那些家属们打够了，他们再进去救人。
我的这个猜测并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证实，我也不愿意去求证。
孤独的时候我会拿出手机来一遍一遍地翻看电话本，可是我竟然找不到一个可以聊天的人。常老师说婚姻就是争吵和妥协，我现在却有了不同的看法。这个时候我还是希望有一个人能够陪在我的身边，她应该会是我的爱人。常老师根本就没有感受过爱，所以他太消极了。
我开始疯狂地想念夏容，可是我不敢给她打电话。我有了一个积极向上的想法，等我出院我就要去看望夏容的爸妈，我要让他们喜欢上我。而且现在我就要转正了，他们不会再特别地反对我和夏容在一起了。看望她爸妈之后，我也有话题跟夏容说了，我要给她打一通很长的电话。这个想法让我的心情变得好了一些。
在查看电话本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一个高中同学的电话，我鼓起勇气拨通了。他接到电话之后还是有些惊讶，很多年没见面我们都不知道要聊些什么。
“我想问你有没有关于常老师的消息。”片刻沉默之后我说道。
“谁?”
“常老师，教我们高中物理的。”
“哦，你说那个在学校里就不修边幅的老男人啊。我上半年去过一次学校，倒是听其他老师说起过，常老师在课堂里给学生宣扬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家长都在那儿闹。最后校长没办法，强行将他送到精神病院去了。”
“是吗?”我的身子一抖。
“当然啦。”
电话两端重新陷入了沉默，我说了一句“再见”就挂了电话。原来常老师是个精神病，他也是从医院里逃出来的。怪不得收水费的阿姨一直没有找到他。他回去之后估计也是偷偷摸摸地生活。想到这一点我的心里突然很不是滋味，我竟然被一个疯子灌输了一些奇怪的理论。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回到警队之后我一定要亲手将常老师抓住，把他送到医院去，不要让他再危害别人了。
出院那天，阳茶山带着一帮同事来接我。我装作喜笑颜开的样子，与他们胡乱调侃。后来警车把我带回了局里，大家又开始有条不紊地工作起来，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般。阳茶山说自己要到精神病院去交代工作，问我愿不愿意一起去。我很快点了点头。
我在医院里并没有看到常老师，显然他还没有被抓回来。后来我特意向一个护士打听，问她以前这里有没有一个姓常的病人，是个老师。护士很快就想起来了，她说是有个这样的病人，他自称老师，经常给其他病人讲课。因为他还算温和，而且这种讲课让很多病人安静了下来，所以护士们并不阻止，让他们自己去折腾。
经过病房的时候我听到了一句很熟悉的话。
有些病人在说，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他们露出恐惧而迷茫的眼神，哆嗦着身子，嘴角却是诡异的笑容，像是在嘲笑我。我走到一个病人的面前。我问他，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他没有回答我，依然重复着这句话。
阳茶山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你跟他们较真干吗，就是一群疯子。”
我没有对阳茶山重申那个理论。精神病人对危机有一种特别的敏感，一旦整个群体都举止异常的时候，说不定真会有什么灾难发生。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杞人忧天，但是我就是无法控制自己去想这些事情。
下班之后我一个人赶到常老师的住处，我想亲手抓住他，把他遣送回医院，说不定这也可以算作大功一件呢。我敲了很久的门，但是没有人回应。于是我来到小区的门口，我准备在这里等他。常老师孤身一人应该没什么其他地方可以去，所以等晚些的时候他或许就会偷偷摸摸地回来。
夜越来越深，刺骨的寒风发出呼呼的呜咽声，我哆嗦着身子蹲在墙角。偶尔有行人经过，他们会好奇地看上我一眼。我想我这个形象完全不像警察，倒更像是乞丐或者是疯子。
“你在这儿做什么，怎么不上去呢?”我快要睡着的时候突然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这么说道。
“常老师……”我迅速站了起来，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