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若你听得见 假若你看得见

张妮儿那时候每天都猫在宿舍学英语。为我摆脱这匹死马耗费的两个小时,还是用了我好大面子。因为大学四年,学习成绩学年第一,我被列入保研名单。张妮儿则准备出国。她说去美国,仍读新闻。哪怕苦一点儿,也要触摸到最最先进的传媒。

直到最后要毕业的这一年,我才十分认真地问张妮儿,像你这样漂亮的姑娘,人又聪明。为什么选择新闻?她也十分认真地回答我说,芭比,从小的时候我就最最崇拜记者。不但能四处走,而且是路见不平就出手。更多的时候,他们代表着正义啊。她看我笑着看她,给了我一拳说,嘿,林芭比,别以为就你认真学习专业课,付出理论实践。这四年我也没少当你的跟班,而且你买的那些专业书,我也跟着借光看了。别小看我,没准我几年以后回来,就是全国最漂亮的美女记者。

我突然一把搂过张妮儿,我说,还好还好,直到毕业,我们俩还算有梦想的好姑娘。张妮儿推开我,嫌我肉麻,还质疑我是不是对她起了色心。我哈哈大笑,心里想,真好,我与我最亲爱的朋友,志同,道合。

林耀阳与司马楠在我的毕业晚会上见了面,并且相见恨晚。林耀阳与司马楠说的第一句话,他紧紧握着司马楠的手,万分同情地说,孩子,辛苦了,不容易啊。司马楠也表情庄重地说,叔叔你也辛苦了,不容易啊。张妮儿在旁边笑得像抽了羊癫疯,跟我说,你看这像不像诸葛亮与刘备的托孤仪式。

新闻传播学院的毕业晚会,主持的大项目理所当然地落在了我这个记者团团长的身上。我百般推托,遭到了上至主任下到晚会策划的拒绝。连院长都神秘兮兮地说,林芭比呀,你可知道这个学校有多少人想看见你穿裙子的样子呢,你必须得趁着毕业满足大家的好奇心。

林耀阳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风声,专程请了化妆师,还定做了礼服。由于我坚持不肯穿高跟鞋,礼服只能拖地。我脚上穿着一双人字拖,从彩排到真正演出都没肯换鞋。晚会正式开始的时候,底下黑压压的人群,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看到我上场,顿时口哨声一片,一起喊:芭比,芭比,芭比!

后来听说,这个场面看得台下的林耀阳老泪纵横。还跟身边的张妮儿说,原来芭比还有男生喜欢,我这一颗心啊,可算放到肚子里了。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化妆师的技术的确高超,定做的红色小礼服又确实好看。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仿佛看到了妈妈年轻时的模样。

毕业晚会很成功。在我跟搭档谢幕准备退台的时候,台下记者团的团员突然都站了起来。深深地对我鞠了一躬,他们齐齐地念了一首诗。“即使穿着华丽的礼服,脚下搭配着随意的人字拖,但是她依然是我们心目中的公主。她总是严肃,大步流星走在前,不轻易笑,也从不哭。摄像机前,是她给我们舞台,摄像机后,是她自己的操劳。她似一颗明星,带领队伍前行,假若你不曾了解,你不会体会……芭比,别走,团长,别走。”

我在台上红了眼眶,我说,你们可真顽皮,是谁告诉你们我穿着人字拖。还有,别煽情,我毕业前你们的稿子不好好写,我还是会狠狠地批评你们的。

晚会结束以后,林耀阳自豪地看着我,说,我的女儿终于长大了。要是你妈妈能看得到该多好。孩子,爸爸为你自豪。我不得不说,你当时选择你的理想,选择新闻是对的。因为,你可以做得好。你也做得很好。

这样的一个夜晚,有着明亮的月光,这样的一切都太过煽情。于是,在我八岁以后的记忆里,我第一次掉下了眼泪。为了毕业的伤感,为了父亲的理解,为了自己曾经那么艰难走过的那段路。作一个告别,用眼泪的告别。

按理说故事到这里,也就应该结束了。后来的我,并没有继续读书,那个保研的名额,被我放弃了。很多人不理解,林耀阳现在很开通,对我的一切决定都表示支持,前提是快乐就好。张妮儿也没问我原因,她说,只要是林芭比的决定,那一定是对的,并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听说这个消息,最为反对的就是那个丝毫不相干的司马楠。他说,林芭比,你不继续读书,我在学校里就看不到你,我怎么继续纠缠你?我习惯了他的难缠与胡言乱语,并不理会他。

有一句话讲,夏天是多么的炎热,冬天就会多么的寒冷。果真如此。然而这个寒冷的冬天,似乎格外的多灾多难。雪灾、地震、矿难。每个记者都忙得团团转,奔赴现场。我也不例外,来回的奔波,让我体力透支。

我是在矿难现场见到司马楠的。那是H市下面的县城一个煤矿透水事故。从L到达H要坐15个小时的火车,6个小时的汽车。刚从雪灾现场调回来的我们这一个团队马不停蹄地继续赶。

山区的空气很清爽,星星也很明亮。假若,没有灾难一切也许都会宜人。但是,天寒地冻,很多同行的记者都开始发热感冒。抢险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山上。每个人都不敢睡,等待着营救出矿工的那一刻。

在我扛到第三天的那个晚上,刚刚喝完咖啡。电话在口袋里就强烈地震动起来,看到是司马楠的名字,挂掉,拒接。他再打。直到第三个接起,就听见他焦急的声音,林芭比,我在警戒区拦截线外面。我心里一惊,腿已经控制不住地跑过去。跑到警戒区的过程中想了无数词语去骂他,见到他的那一刻,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他的羽绒服弄得都是泥污,想必是上山的时候吃了不少苦头。鼻子耳朵都冻得通红。被警察拦住,楚楚可怜地看着我。他说,林芭比,我放心不下,过来看看你。我跟警察打好招呼,把他带进去。质问他,你来干什么?他说,我在电视新闻上看到你,你在矿上跑来跑去,我不放心。我带了一些吃的给你,我怕你吃不好。我看到你都瘦了,没控制住,就跑来了。

一席话,说得我再大的脾气,也发不出了。

井下还在营救。今晚是我当值,怕睡着,便与司马聊天。或许是山区的星星太闪亮,让我有了倾诉的欲望。我说,司马,你小的时候交过笔友吗?那时候很流行的。

司马裹着棉大衣,说,交过啊,跟个小女生,通了两三封信,最后就没了联系了。怎么想问这个?我说,我来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有一个小女孩,以前家里很穷,居无定所。但是她很懂事,别人不与她交朋友,她也不主动与别人交往。因为她明白,就连孩子之间交往需要的糖果她都拿不出。她学习很努力。直到母亲去世,那样悲恸的事件对于一个孩子来讲,无处倾诉。看到过期旧杂志上征集笔友的启事,她把自己的心事写下来攒了钱寄过去。她写给一个男孩,因为那个男孩有一个好听又英气的名字,叫松柏。松柏大她几岁,很快回信给她,给她鼓励安慰。并且邮寄了很多邮票给她,让她与他保持联络。这样,一通就是好多年。

他们不在一个城市,从来没见过面。只在后来她日子渐渐好过一点的时候,送了他一张小小的两寸照片。他陪伴她成长,到初中,到高中。连她人生中第一次经历初潮,都是他翻书教给她如何处理。他像她的哥哥一样,无微不至,在信里可以给她讲解数学题。他大她几届,毕业时的旧书有用的习题,都打包寄给她。

他的字写得很漂亮,还会写诗。直到后来网络泛滥的年代,他们依然书信来往。后来女孩家的日子好过起来。书信更加频繁,但是他们谁也没说过,要见上一面。女孩上高中的时候,男孩上了大学。邮寄给她的照片在宽阔的篮球场上,抱着篮球,笑容灿烂无比。

男孩在大学学新闻,当了学校校报的主编,记者团的团长,每天的生活丰富多彩。写信渐渐不再那么频繁,却剪下他每次发表的文章邮寄给女孩。他跟她谈理想,谈人生的追求,她听他讲,内心充满了崇拜与向往。她更加努力地学习,想离他近一点儿。他就好像她生命中的阳光,有他照耀的地方,她才能积极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