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花的葬礼

每每想到此,我就更加怨恨郭敬川。

我的生活在八岁之前一直平坦安稳,虽然郭敬川爱他的学生比爱我更多,但至少我还有妈妈和许崇。我是知足常乐的傻丫头,即便死皮赖脸坐上郭敬川的膝头又被他不耐烦地抱下来,失落的情绪也不会超过一刻钟。隔着两座楼之间的花坛大喊许崇,让他牵着金毛在楼下等我或是缠着欧亚青要一支棒棒糖,世界便又是彩虹的颜色,美到没有烦恼。郭敬川和他桌上那一摞争宠的作业本备课录,都已是被忘却在上一世纪的委屈。

可后来郭敬川被调走了。班里十几个家长联名给校长写的信,说他对学生不负责任,让他们自由散漫成绩下滑。那时候我不懂,他明明负责得快要置亲生女儿于不顾。许多年后一个人躲在网吧看完《放牛班的春天》和《死亡诗社》,我终于明白,他是走在时间前面的人,他的教学方式在只看重分数的教育制度下不被接受也是正常。于是他用十几年的辛苦换来一次“贬谪”。我跟着他去了一个小镇。欧亚青在事业单位需要一年时间才有调动名额。

搬家那天我死命抱着家属区大门口那棵梧桐树号啕大哭,小小的指甲把树皮抠下来一片片,郭敬川生拉硬拽把我塞进车里时我看到许崇牵着狗一路跑过来,这一次他竟真的跑得比金毛还快,只是他终究快不过车子。

陌生的小镇总有排挤后来者的优良传统,第一次一群男生欺负我时我只是哭着回家找郭敬川,他听我含糊不清地诉完委屈忽然接到电话说他新接手的学生出了些状况,于是十分干脆地撇下我离开。

第二天那帮男生和几个丫头片子又找上我,用最原始的小邪恶嘲笑我:“郭凌子,你不是说找你爸爸教训我们吗?人呢?”

“我爸爸会把你们都送进监狱里!”我不甘示弱地嚷起来,他们就扯我的辫子,甚至极具地域特色地朝我吐口水。

那是我第一次出手打架,然后散乱着小辫子,吹着鼻涕泡子狼狈落败。我以为这一次郭敬川怎样也会给我撑腰,他却只是叹口气,说无论怎样打架都是不对的,然后罚我抄三遍三字经。

那天晚上我在田字格本子上一笔笔用力写:郭敬川,我恨你,郭敬川,我恨你。

这就是他给我的最熟稔于心的三字经。

我抽搭着忽然绝望,我只是一个我,小小的单薄的矗立在陌生而不友好的环境里孤立无援,我知道想象中他高大地站在我身后给我撑腰让我扬眉吐气的场面永不会出现。

我是握着一块石头趴在桌子上睡着的,那块石头从郭敬川开始收拾行李时便一直藏在我的手心里。大人的行李一堆堆,可我要带走的就只有这一件。因为许崇用它为我砸了一年的核桃,它上面有记忆的香味儿。

他给的颠沛流离

后来我终于醒悟,我的爸爸是一件公共物品,他可以属于几十个学生属于教室属于课堂,却唯独不属于我。如果身份也有优先级的话,那么老师和爸爸永远都是这样的先后顺序。我要不被欺负只能依靠自己。

于是我每天背着小书包奔跑在黄昏里,只为赶上小镇广场上那群跆拳道爱好者的活动。小小的一个人站在一队队穿着白衣裤的人群后,生硬别扭地模仿,踢腿再踢腿,人家集体大吼一声:嘿,于是我那慢半拍的稚嫩声音孤零零显露在最后,突兀却顽强。

劈腿到走路都艰难,嗓子总是喊得干哑,被围观的窘迫更是折磨。可是这一切都要咬着牙独自忍受,即便夜里蒙着被子揉着红肿的脚脖子难以入睡也绝不屈服。郭凌子不是孤儿,但她是自己唯一的守护者。

风雨不误地学了一段时间后,他们终于看到我的诚意和倔强,社团里所有人开始叫我小凌子,用心教我,天热时给我买棒冰,扭伤时背我到家门口,甚至有个二十多岁的大哥哥为我定做了一套小小的跆拳道服。那时候这许多来自另一年龄阶段的友谊填补了我大块大块的空寂。也便是从那时起,不论我搬去了哪里,每天的练习都不曾停止过。

再打架,已经少有对手,可偏偏,强大起来也并不意味着安稳。一些弱小受欺负的男生女生都跑来寻求庇护,俨然,我已有了做大姐大的资本。

本着仗义助人的宽广胸襟,架竟越打越多。有时候对方势众我也难免失蹄,带着一身伤光明正大晃回家,看郭敬川眼里一闪而过的责备,然后是无法掩饰的紧张。他给我擦伤口包纱布,一切妥当,才叹口气语重心长地开始谆谆教导。

我有时烦躁打断他:你真失败,自己女儿都教不好,怎么有资格教别人的孩子。

他脸一沉,竟无言以对,默默起身给我做饭洗衣。

那时候我们似乎都在等待,等待欧亚青的到来,他期望着终于有人可以花时间把我管束,我则想象着一份搁置到快要冰凉的关爱能够因为一家团聚而圆满起来。然而,我们的等待却因为郭敬川的一个决定而落空。

他决定去西部支教。

伟大的,自私的,突然的决定。

他第一次态度这样强硬,欧亚青坐了一夜车赶来哭着劝他也无济于事。甚至以离婚威胁,他也只是淡淡说:“分开也好,我没有权利要求所有人和我一样奉献所有。只是,凌子先跟我,不然你也不好再嫁。”

我杵在他们中间,受惯冷淡的神经突突地跳着,顶得太阳穴生疼。

他们最终还是平静地分开了,没有纠葛不须法院程序我连控诉的机会都失去。

“我不想跟着你,让我自己生活吧。”不到十岁的我看着郭敬川与他对视的目光里全是埋怨。他却只是笑,笑得史无前例的温暖无助,好像在哀求,又似乎在嗔怪我的不懂事。我就是这样吃软不吃硬的没立场,他只用一个微笑便将我轻易骗到了大西北。

我曾天真地以为这一次我和郭敬川真的是相依为命只有彼此了,可厚此薄彼的情况并不见好转,我依旧像是他从街边捡来的孩子,且是最不受待见的那一个。他眼里心里记挂的永远是那些笑起来傻乎乎满脸黢黑浑身邋遢的野孩子。甚至我把一堆衣服扔在他面前要他洗时,他的手边仍放着一沓学生写的周记让我替他一页页翻过,而手里的衣服洗了半晌都没换过一件。

我看不下去,冲他嚷:“我自己洗好啦。”

他皱皱眉:“水太凉了。”

我没再说话,继续给他当书童。那时候我甚至觉得他是关心我的,知道女孩子那些天不能轻易碰凉。可下一刻他又说:“我把这个月的支教津贴给孩子们买书了,咱们没钱买煤球了。”

于是我一下子打翻那些本子,向着宽广空荡的大西北荒野奔跑出去。我蹲在一米多高的荒草里哭,手指头抠着冷硬的泥土寻找发泄的出口。可天知道我这样难过并不是如小时一般为遗失的父爱委屈,我只是心疼他。他厚实的手掌早已冻得皲裂,以前那个魁梧高大的身影好像被这四年多的艰苦时光一圈圈削掉,如今只残留瘦瘦的一根,他把本就不多的积蓄都给了欧亚青,现在他能给的只剩下这一截生命,难道为了那些不相干的人他连生命也不惜付出?

他是天下最傻的爸爸,最傻的丈夫,最傻的老师。

再后来,也就是初二这年的春天,郭敬川说课程很重要,而我又正在长身体不能再和他一起吃苦,于是让我回城里读书。所有手续恐龙帮忙办妥,而欧亚青是我唯一能投奔的人。只是她已有了自己的家,和睦得让我看着想哭。于是我住校,在逼不得已时踏进她的家门,看她满脸幸福地给婴儿喂奶。这个年纪还能育有一子,她自然疼爱有加,而我,能引起她注意的似乎只有不断的滋事生非。

这就是我不堪的现状,在跟着郭敬川颠沛辗转之后又被他远远抛弃在这个孤单的城市,他把所有爱心和热忱都给了别人的孩子,被人联名状告也不恼不愠,丢了家庭丢了事业也不知后悔,顺手毁掉我的童年拆散我唯一的伙伴也不见愧疚。

这所有种种,我对他的怨恨,是不是理所应当无可厚非?

山寨的甜蜜

我没想到许崇这么快又来找我,他站在校门口就像一枚巨大的磁铁,无数女生的目光被吸住,连运行轨迹都不自觉向他所在的位置偏移再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