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北方,天微凉
文/小熊洛拉
> 我所住的这个城市,在北方的更北边,即便是夏天的清晨和傍晚,也总是会透着股微凉的气息,这种温度,很容易让人感觉到孤独或者寂寞或者悲伤,也很容易让人感觉冷漠。
是的,冷漠。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这个词语所蕴涵着的深刻意义。
我懂得将一颗心深埋在心底,无论喜悲都不会摊在露天下供人观赏。因为那样,只会有践踏,绝无怜惜。
后来,我一有时间就会去人民广场后面那个小剧院。那是个只有两层高的小矮楼,下午场和通宵场的票价只有十块钱,可以连着看完三场电影。虽然都是些很老很旧的片子,但是这里黑漆漆的氛围和潮湿的气息总会让我有种莫名其妙的安全感。
但是邹行书很少和我来。他每次出去之后都会面红耳赤,好像谁甩开手给了他十几个巴掌似的,整个脑袋都显得又红又涨。大概因为会有很多没钱的小情侣愿意去那里约会,毕竟在这里亲吻可比哪个大街上的小角落安全可靠得多。那时候,周遭总会响起那些带着潮湿气息的暧昧的亲吻声音。
有一天夜里,我和姑姑吵了架,她指着我的鼻子让我滚出去,但我没生气,我想她应该冷静冷静,于是我就滚出去了。滚出去的我无处可去,我的兜里只有十二块钱,于是我买了一瓶矿泉水,还有一张小剧院的夜场电影票。我看到几乎睡着,也完全记不清看过的电影情节,但是我记得里面的一句话,从那之后,一直记得。
“别要任何附属品,在你的生命中,不应该有任何你不能在三十秒内抛弃的东西。”
我想,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任何一个不能毫不犹豫抛弃的东西。
1999年,我在小草地小学读一年级。那年八夏之际,我妈妈吴美芳在我上学之后开了家里的煤气罐,然后她就永远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我为此恨她。
我爸爸杨政在第二年春天同一个个子很高,长得像巫婆的女人结婚了。但他并没有逍遥多久,我小学四年级还没读完。他去工地视察的时候,从楼板上掉了下来,那么高的距离,他一下子就摔成肉饼了。但是听到这消息的我一点儿也没惊讶,更没什么悲伤,我仍然坐在地上专心致志地画画。
但是姑姑似乎为此很不开心一段时间,因为我爸爸的遗产问题,她和那个高个子的“巫婆”打了一年多的官司。最后财产被平分给了我和那个女人刚满周岁的儿子。她才稍稍得到些安慰。我从爸爸结婚之后,便同她生活在一起,现在仍然是。
我的姑姑是个老处女,至今四十六岁,仍然没有结婚,她性格专制又霸道,一本正经的表情同修道院的教士毫无二致。她三十九岁那年差一点儿结婚了。但后来她发现那个男人喜欢抽烟并且脚臭。就和他分了手。不过我认为那个男人绝对是个绅士,他眉目很周正,尤其是四十几岁仍然没有啤酒肚,说话也很温和。他最终没有和我姑姑结婚,这让我很为他庆幸。
邹行书是我在小草地小学一年级的同学,我妈妈自杀之后,杨政给我转了新的学校。离我姑姑住的房子很近。我在新学校一直没什么朋友,因为我性格有点儿闷。直到四年级之后邹行书也转了来,据说是搬家换了新房子的缘故。他不闷,倒是有几分面,也可以说一点儿懦弱,那会儿他人际交往很困难,也没什么人乐意和他玩,原因说起来特简单,你听他的名字文绉绉的,似乎很有文化,可他每次考试都是倒数第一名,当然我觉得此壮举也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我也不大学习,但每次都能躲开倒数五名的屈辱。
我只能说个人大脑构造不同了。
但他有个优点,就是对朋友绝对的肝胆相照,忠心耿耿。
那会儿因为身高相近,我们做了同桌,他上课的时候总是拿眼睛偷偷瞄我。上体育课的时候也会故意落队跑到我附近。
我就撑着桌子居高临下地看着他,说:“邹行书,你什么意思?”
他特别没出息地扁扁嘴说:“我就想跟你玩。”
那时候他真是小孩儿,特别单纯、特别傻气的小孩儿。现在我想起来都觉得很美好。
但他不是我的附属品,即便现在,我仍可以将他抛弃。
——任何附属品的存在都会打开一个人内心的欲望,而伴随而来的,便是无穷无尽的烦恼了。
周拓枝有个非常有钱的爸爸,他每天坐着司机开的豪华车来上课。车子停在学校外面长满法国梧桐的街道上,他就穿着脖领上打着蝴蝶结的小礼服端着步子下了车,他的头发梳得特别光亮整齐,那样子看上去特像邹行书他们家墙上挂着的日历里那个外国小男孩儿。他每天似乎不是来上学而是来结婚的,如果他爸爸可以再赞助学校在甬路上铺上红地毯的话,我想我们学校想要和他挽着手走的女生可能要造成一起踩踏事故。
我把自行车在停车棚放好的时间,和他迈进大门的那一瞬,通常不会有超过十秒的误差。我们之间隔了几米的距离,他的目光落在我的脸上,我便露出一个淡淡的带着凉薄的笑意来。然后他的目光就慌慌张张地改变了航道。
如果你够八卦的话,大概会猜到,在我同周拓枝之间有一种非常隐秘的关系。
在学校即便是周围没有几个人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讲话,就像从来不曾认识的陌生人。但事实上,他会同我讲很多的话。像个喋喋不休的更年期妇女,不同的是。他说话的声音很舒缓,带着股淡淡的愁绪。听起来像曲调舒缓的音乐,有种非常的催眠效果,每次,我都得伸出右手来撑着自己的头提醒自己一定不要睡着。
周拓枝说,在他的梦境里,绽放了很多黑色的大丽花,淹没了他视线所及的每一寸空间,将他团团围住。无路可逃。
他有双很大的眼睛,黑色的瞳仁在那一刻会透出一股诡谲的气息。那种轻灵而阴冷的感觉让我沉迷不已。
“然后呢。”我问。
“然后我便渐渐看不到了我自己。”
“嘿。那陶瓷。”邹行书朝着街道那头停着的轿车努努嘴,然后周拓枝弯腰便进了车子,黑色的车身从我们身旁缓缓滑过,窗玻璃里隐约映出他的轮廓。
我把书包甩到肩膀上,撑在地上的一只脚踩到自行车的脚蹬上,回头冲邹行书露出狡黠地一笑,然后我说:“去三道口吃臭豆腐吗?”
坦率地说,邹行书对周拓枝没有一点儿好感,他总是叫他陶瓷,他认为周拓枝就像那器皿一样坠地即碎,不堪一击。对于所有不劳而获含着金匙出生的人,他都没什么好感。2006年他爸爸在小区开了间面店,不知是经营不善还是大家的口味实在挑剔,总之还没有一年,那间店便关了,他爸爸为此赔了一大笔钱,只好去小公司做职员,薪水少得可怜,好处是不必听他妈妈的絮絮叨叨。
那一段时间,邹行书的妈妈将泼妇的性格发挥到了极致,他家住四楼,但我通常站在楼下就可以听到他妈妈大声的吼骂,她那些骂人的词儿我至今未听到有重复的,还掺杂着些方言,我听起来倒是觉得很有意思,但邹爸爸的耳朵肯定是受不了的,于是他急火火地找了工作,每天早出晚归异常勤勤恳恳。
“幸好我还有书可念。”中考成绩出来之后,邹行书坐在台阶上长长地舒出一口气来。
“不然我非得让我妈烦死。”他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