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世界只缺一个你

每次见他。他都会变，却依旧笑得那么阳光灿烂。程放不再来多伦多是2009年1月的事情了，那时候的江城沉浸在新年的气氛中，而在江城的孟东年的小女朋友即将临盆。等着程放一起过年的我却没有等到，而这一等就是整整两个月。

程放的病，是那个穿着华贵漂亮的自称是程放母亲的女人告诉我的，那是一个下午，在学校旁的小店里，她看着我说着程放的故事，少年无忧无虑长大的贵公子，从没有得不到的东西。年少时候高傲自大。成长之后又变得桀骜内敛。而他的一生本应该就这样的一直幸福下去，只是突如其来的病症让他丧失了搏一搏的机会。三年前程放被检查出恶性血管肿瘤。那时候他就觉得自己越来越没力气，却没想到会病得这么严重。知道病之后他问医生，还能活多久，医生说。按肿瘤发展的速度来看，超不过三年。因为手术成活率更低，所以他放弃了手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离开了上海，开始他全世界的旅行，而这些旅行的第一站他遇见了我，程放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最常说的话就是，爱有的时候是爱不起的，我以为爱不起他的是我，却没想到，爱不起我的是他。

程放的母亲说：“其实半年前程放就开始了在多伦多的治疗。就连他的医生都说。没见过他有这么强烈的想要活下去的信念，他爸爸问他为什么又这么想要活着，而不像是他曾经说的那样，遵循命中注定一样。他说，我不能再在她最无助的时候放了她了，哪怕多一天，也有我陪着她。后来我们找了程放在多伦多的朋友才知道了你的存在。你知道的，他不来见你并不是他已经决定放弃你，是因为他再没力气能在你需要的时候立刻站在你面前。”

再见到程放的时候，躺在玻璃病房里的他睡得那么熟，长久不沾阳光的脸显得苍白无力，他的主治医生告诉我，他现在每天只有四五个小时清醒的时间，而这之后会更短。

程放醒过来的时候，我正看着窗外的阳光，就像我经常对着窗外发呆的时候，程放总说的话一样。醒过来的他说：“有帅哥不看，看太阳。”

回过头，看着他，我笑了起来。从程放妈妈告诉我一切。我就知道我不能再哭了，即使再伤心。伤心到心在滴血，也不能哭，因为我要给程放一个放心。

陪着程放的三月。温哥华下了几场大雪，我们每天在病房里闹。而他的精神也比以前好了很多。有时候我们还会背着医生去外面，逛街，看电影，像个偷了东西的小偷，亦是穷途末路的情侣。

最后一次和程放逛街的时候，已经是四月了。温哥华下了那年的最后一场雪。医生说这几天程放的状态不好。所以他说要逃出去的时候我没有点头，那是他第一次冲我发脾气，固执地耍带我去。沿着那条购物街程放带我一家家地转，每一家店他都要看的就是鞋子，从漂亮的高跟鞋到舒服的小牛皮鞋，我们看了不下百双，可是最后他还是为我买了一双AF-1替换了脚下那双旧的。为我穿鞋的时候，因为化疗已经没了头发的他低着头说：《花样男子》里。公主一样的藤堂静说：每个女孩都应该有一双好鞋，因为它可以带你去这个世界每一个美好的地方。所以带着这双鞋，离开我吧。

那白色的AF-1洁白干净，却带着新鞋的生硬。把脚包裹在它固有的形状里，就像我与程放迟来的爱情。

我在那个下午拿着他递给我的机票坐上了离开温哥华飞往美国的飞机，走的时候，送我上飞机的程放一直在登机口冲着我挥手，笑容就像初见时候一样。上飞机的时候，打开临走前他交给我的信封，信封里薄薄的一张纸上，写的不是缠绵的情，不是决绝的恨，而是最为廉价的钱，八百万，不多不少聚在一张纸上。拿着那张支票，感受着飞机起飞的晃动，我哭得泣不成声。那个下午，因为我的离开，他安稳地闭上了劳累的双眼，静静地告别了这个世界。告别了本不该出现在他生命中的我。而他离开那天，在江城的孟东年给我打了电话，他和女友的孩子出生了，五斤二两，是个男孩。我信命。所以坚信那是程放的轮回。

再回到江城的时候，那条小巷子里还开满了杜鹃花，红得漂亮，老街依旧还只有那辆能通往监狱的公车，一天两班，一班去，一班回。没有联系任何人回国的我在老街租了房子，角落修电器的铺子依旧是年老的李伯一个人守着。靠窗的地方已经修好的老旧的电视里演绎的却是当下最流行的娱乐节目。电视里。陆寒微拿着那只一样是杜鹃红的名牌包。记者问她，这么贵的包是不是男友送的。她和男友是否在一起的时候，她依旧是那样淡雅的笑脸，而坐在台下穿着高级西装的张翰墨侧脸凌厉得漂亮。

而那已经是我所不能触及的一段岁月。

江城，这个给我生命，又埋葬了我幸福的地方，每个夏天都会开满杜鹃花，那种颜色让这个城市鲜艳，大胆，带着青春的那种不羁的色调，而我们就像是这个城市中烦热的午后所飘出的一抹风，清新，烦躁，抚摸了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感受着每一个人的内心，却真真正正未曾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或许这个城市还生活着我们这样一群人，朦胧地相爱着，迷茫地相守着，彷徨地别离着，战栗地遗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