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与少年

“喝你妈啦。”比寅长熹矮了一个头的男生十分气恼地转个身，拖着自己女朋友的手准备走了，寅长熹却又拦了过去，将那幅画塞在他面前，“一百块！除非你想和我打架的话。”

那张红色的钞票带着一点儿机油味，被寅长熹两只手指捏着，在我眼前晃了晃，“知道你有什么气质吗？”

“什么？”

“看起来很好欺负的气质。”

“你不用输液了吗？”我忽然问道。

那天夜里，跟我回到值班室没多久，披着毯子的寅长熹很快烧到了39.7℃，一张脸涨得通红，还傻兮兮地望着我笑，“醉心，我怎么有点儿头晕呢？”说完这句话，他就直挺挺地昏倒了，我手忙脚乱地打电话喊救护车，一直陪他到医院，看着他打着点滴熟睡过去，那天晚上气温达到零下3℃，而这个神经病竟然因为打赌输了就出去裸奔，天知道他脑袋里都在想些什么。

“我早上拆了针就出院了。”他举起胳膊在我眼前晃了晃，那上面还贴着一小块蓝色绷带，“一起去看海豚馆的特别表演呀？”

“可是，我要回家了。”我收拾起堆放在台阶上的东西说。

“一场表演只有四十分钟而已。”他边说边不由分说地帮我弄好画板，十分自然地挽起我的手，“现在就出发，赶三点钟那场。”

*****【004】*****

我已经很久没去过水族馆了，那里的旋转铁门上已攀上斑斑锈迹，但在门口牵着小朋友排队买票的家长，却排了长长一串，所谓的特别表演，其实就是水族馆为了拯救濒临倒闭的生意，从外面请来的一支明星海豚队轮番演出，昼夜不歇，甚至与时俱进地开辟了情侣专座。

演出三点钟开始，两点五十七分，寅长熹扛着画板的肩稍微一偏，右手伸到售票窗口，“两张成人票，谢谢。”

我手里拎着我的画笔油彩晃晃悠悠地跟在他身后，从泛着潮气的海豚馆入口处一级级攀上台阶，找到我们离舞台最远的靠着墙壁的座位。我坐下的那一瞬，表演开始了，海豚从水面跃出，排着整齐的队列，隔着那一段距离，在高窗外照进来的阳光尘雾的布景下，好像一张年代久远的老照片。

我想起第一次坐上这个已经石阶剥落的观看席时，我只有九岁。

那一年发生了好多事，我爸爸因为长期的行为实验而被认定精神发狂，我妈妈亲手将他送进精神病院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非常低落，我一句话也不敢同她说，连在房间里走路都要放轻脚步。后来，她开始常常不在家，有时候出去一两天，有时候要更久一些，我十分自觉地照她吩咐的那样在楼下的小吃店吃饭，等她回来的时候才把钱拿给店主。有些夜里我会听到她从外面回来的声音，就从床上爬起来，耳朵贴在门上听着她的声音，但我从来没敢打开门走到她面前。

“妈妈有很多事儿要做，醉心要学会照顾自己，妈妈才不会担心，知道吗？”她曾揽着我的肩膀这么对我说。

而我只是有些懵懂地点点头，不能给她添麻烦，我在心里想。

但是她忘记了我的生日。

那年水族馆刚刚落成，每一天画着螃蟹和海鱼的铁门外都排了长长的队伍，我当然也想去看表演，只是那看起来似乎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梦想，我在生日那一天蹲在日向街的街头，看着有些歪歪扭扭的街道招牌发愁，然后我对寅长熹和桐夏生说，我想去看海豚表演。

“你有钱吗？”桐夏生十分谨慎地问我。

我有点儿沮丧地摇摇头。

“我们可以去弄点儿钱来。”那时候还只有十岁的寅长熹眨眨眼对我们说。

所谓的弄点儿钱来，就是跑到小皮家的五金店偷了一块钢材。在他十分费力地把那东西拖出来的时候，我一直站在五金店外面同留在家里看店的小皮说话，而桐夏生则一脸安静地站在我身边。

我们拿着卖掉那块钢材得到的钱去了水族馆外面，掏光了口袋里的每一分钱就只够买两张海豚表演的坐席票。

“你和哥哥进去吧。”寅长熹笑着推我和桐夏生，“我马上也进去找你们。”

但直到我和桐夏生看完全场表演，也没看到寅长熹，他在准备偷溜进小门的时候被管理员抓住了，被关在保卫室里写了整整一个小时的检查，因为他坚持不肯通知家长。

“今天我学会了一个新字，检查的检原来是木字旁不是人字旁呀。”在水族馆外面见到我和桐夏生的时候他甩着胳膊对我们说他笑得样子浅浅的，然而我却要在很久以后才明白他如此轻描淡写地表现出的深情与憾悔。

身边站着的这两个男孩儿长着几乎相差无几的脸，我一直以为我能一眼将他们分辨，寅长熹有双弯弯的笑眼，明媚粲然，而桐夏生的眼睛，像夜幕下的海，深不可测，将小小的我溺毙其中。

“真的忘记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在水族馆外面买鱿鱼卷的时候，寅长熹回过头盯住我说。

“什么日子？”

“你十九岁生日。”他说着将一个鱿鱼卷塞到我嘴里，嘴里塞着鱿鱼卷的我发出一声含糊不清的咕哝，我早就不过生日了，其实连我自己也记不清我的生日到底是十四号还是十六号，对我来说，那似乎早就不重要了。

*****【005】*****

我回到日向街的时候，天刚刚暗下来，街口的矮楼窗户里散发出淡淡的炒菜香味，街灯坏了一盏，好的那一盏看起来也显得格外昏暗，矮树的枝条上抽出几片并不明显的新绿，多么安静。

我爱这条街，真的，我爱它业已衰败的古旧模样，甚至爱它的晦涩深沉，我画过那么多街道，却从没见过哪条街能拥有如此温柔的线条，尽管它在这座城市的传说里显得那么不堪，而几乎住在这里的每个人都想离开它。

但是桐夏生没有，我也没有。

我一直走到街中，停在桐夏生的那间店外，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在这里开了一间冰激凌店，就在我十七岁那年，我同他一起粉刷过的鹅黄色招牌现在看起来已经褪色许多，却仍然能看清是“晴天见”三个字。

他的店只在晴天营业，落地窗子外铺满金色的阳光。有时候我站在门外，常常有一种感觉，仿佛我推开那扇门，就会穿越到另一个世界中去，而我一直希望的是，有一天，我推开这扇门，然后走进他心里。

暖色灯光亮着，但门却是锁着的，我站在门口向里张望一下，木柜台前的椅子摆放得整整齐齐，但他的吉他却没照例挂在墙壁上，我把肩上一直扛着的画板卸下来抵在墙边，直接在门前的台阶上坐了下来。